“第三届深圳美术馆论坛”暨“首届雅昌艺术论坛”实录(图像专场)

　　鲁虹：时间很仓促。我们现在请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邹跃进先生发言，他比较注重图像的问题，而且把方法论的东西带进去，我们现在有请他发言。

　　邹跃进：我这次交的文章提纲不一定成为论文的内容，因为我想再改一改。

　　我想就鲁虹提出的关于图像的转向问题做一个回应。当然这个问题不是他提出来的，而是一些理论家提出来的，并已被大家所认同，所以我觉得特别值得讨论讨论。在我看来在语言学转向之后并没有一个图像的转向存在，尽管我们生活在图像多于书写文字的时代，但从严格意义上讲，支配图像，并使其具有意义的方法和哲学，仍然是二十世纪发展起来的语言学和符号学。当然符号学有很多种，有索绪尔的以文字语言为原型的符号学，有卡西尔的文化符号学等。他们都把图像作为符号来运用，众所周知的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在方法和哲学上就受到卡西尔的符号学的影响。巴特对流行文化，如服装的研究，则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有关。事实上，图像泛滥的图像时代并不意味着在语言学、符号学转后之后有一个图像转向。从哲学史上几次大的转向看，图像时代承担不起转向的重任，因为仅凭图像本身的力量，建构不出一套全新的看问题的方法。

　　但是，在两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谈论图像的转向：一是从艺术创作的角度，现代制造影像的复制技术，如摄影、摄像、电脑设计作为新的艺术媒介被艺术家广泛使用，它不仅形成了一类新的，不同于传统的手工创作出来的绘画及其审美特征伪表达方式，而且它们被引进传统的架上艺术中，改变和消解了传统绘画的审美特征。二是从视觉文化研究的角度看，一切具有形象的对象，都可以从图像的意义上来理解，从最经典的美术作品，到最通俗的卡通和广告，甚至包括最实用的地图和医学挂图，在视觉文化的意义上都是图像，郝是值得研究的对象。正是从视觉艺术的创作和研究的角度看，有一个从过去的纯艺术向视觉文化，也即图像转向的问题。但是，毫无疑问，在二十世纪整个学术思潮中，图像转向仅只是语言学和符号学转向的一部分，并且说白了，前者甚至是后者的滞后反应。关于更详细的论证，我将在提交的论文中再展开。

　　鲁虹：现在自由发言，请大家踊跃一点。

　　杨小彦:我谈两点。

　　一，常宁生老师做了不少翻译，这是相当好的事。

　　关于视觉文化，我觉得有一个从英文到中文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当中有些关键词，英文有明确的意思，到了中文，可能就碰到问题，在确切性方面不太好翻。这就涉及到视觉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研究的理论方式，在进入中文世界时，究竟如何和中文结合。比如说“想象”这个词。安德森有一本书，题目叫《想象的共同体》，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其中，想象，也就是Imagination，经过安德森的解释，就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词。但是，这个词也有普通的意思，比如我们在日常对话当中所说的那样。还有就是“icon”这个词，英文的原意是“圣像”，后来为经过潘诺夫斯基等人的工作，就成了“图像学”的一个关键词。但是“图像”本身在中文中又缺乏英文中“icon”这个词的原先词意。这说明英文系统中的视觉文化研究，进入中文系统时，首先碰到的就是一个词汇的问题。这和以前很多西方学科进入中国的时候出现的问题一样。当年严复就把Economic译成“计学”，也就是今天的“经济学”，但是严复的词今天已经没有人去用了，用的是“经济学”这个词。其实严复当年所用的许多词，今天基本上不用了。我的意思是说，英语文本中的视觉文化这套理论，现在可能还没有完全进入到中文系统中。当然，这也恰恰是有意思的地方。

　　二，前一段时间我刚刚给《南方都市报》的视觉部出版的一个集子写了篇前言，当中我提出了一个视觉全球化这么一个问题。刚才常老师提到了摄影。今天，人们在很多时候也喜欢提摄影，尤其是摄影和绘画的关系。我注意到鲁虹最近一直在讨论这个绘画和图像的关系问题。

　　从历史上看，摄影和绘画的关系的复杂性可能超过我们的想象。当年，也就是1839年，摄影发明的前后，就有许多关于摄影和绘画的复杂关系的描述，不少细节今天的人们还不太知道。我曾经翻阅过一本英文书，谈的就是摄影前后的历史细节，让我颇为惊讶。

　　在我看来，摄影就是视觉全球化的开始。摄影第一次给我们带来了一部观看的机器，人们越来越统一在这部机器中，并通过它去观看，去建构新的视觉世界。也正是这层意义上，我把这部机器称之为视觉全球化的“起源”。所谓全球化，就是在全球一体的环境下，有一些标准越来越通用，或者说人们越来越喜欢用一些共同的标准去交流，结果当然就是出现了地球村。从任何意义来看，摄影带来的，就是这么一个“共同的标准”。要知道，没有摄影就没有电影、电视和互联网。视觉世界的景观，从根本上来说，是从摄影开始的。摄影所带来的图像，也就是照片和图片之类，造就了一个视觉全球化的景观，并一直延伸到今天。而背后所导致的，就不止是一个图像的问题，一个文化的问题，而是一个观看制度的问题，一个视觉控制的问题。说到底，观看制度其实是社会权力组织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制度，可惜今天人们对此研究还少。

　　冯博一：我刚才听到前面的发言，我突然想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巫鸿教授有一个博士生，博士生写了一个博士论文，博士论文是从“发声”这个概念。他研究20世纪中国美术史，是从“发声”这个概念作为一个切入点来做他的博士论文。

　　比如说鲁迅写过《呐喊》，聂耳、冼星海写过《怒吼吧黄河》，发声的概念在美术图像当中的一种转换，这个切入点很有意思。我做策展或者说我在判定一个作品图像，一个艺术家作品如何来界定、如何来判断，我更多觉得是社会形态的变化对于图像的影响。

　　图像更多是在艺术家的作品的图像当中去来判定、寻找，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我前一段做了年轻人的展览《七零八落》，对于图像形象的变化我是觉得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

　　比如说九十年代方力钧、刘伟这批人，包括做行为的张洹，他们图像的状态到21世纪之后年轻人图像的变化，九十年代更多是压抑、反抗、痛苦和挣扎，包括焦虑都体现在这样的形象当中，也包括方力钧他们的无聊、嬉皮、反讽，这种形象和当时的中国社会形态或者说改革开放的转型当中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