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旅”成员杨志麟访谈录

　　罗玛：作为“红色•旅”的核心人物，你当初对于这个团体是如何定位的？

　　杨志麟：当初和丁方、沈勤、管策、徐累几个比较核心的成员筹划“红色·旅”，我一个比较突出的观点就是：别看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好像还能煽风点火似的，事实上都是过渡期的人物，我们必须看到这个问题的残酷性。什么原因呢？不是说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没有价值，而是这个时代太不稳定，很多思想都处在动荡当中，所以我把这个团体叫“红色·旅”，“旅”不是一个团体，其实是借用的一个混淆的词，这个词感觉是一个团体，同时又是一个过程，它是运动中的。其实我们当初都很反对“红色旅”这个名字，但是找不到更合适的了。当然我们都有激情，所以大家肯定了“红色”，但是最后定位在哪里？定在我们是承上启下的一群人。

　　罗玛：当时你对这个“过渡”的概念就特别明确吗？为什么会这样？

　　杨志麟：对，特别明确、清晰。因为，太明显了，我们从一个完全贫瘠的土地上，一下子站起来，你说你能产生多厚、多深远的影响，不可能。我们当时都能清晰地看到我们这些绘画的幼稚，当然这个对照来自两方面：一个对照传统，一个对照现代艺术的作品。尽管我们当时看到的绝大部分是印刷品，但还是能感到两者之间的差异，相互都不搭界的，所以我们肯定是过渡性的人物。那么随即而来的问题是，你怎么过渡法？我当时的想法是，我们要推动这个进程，就是说先不管好坏———因为我们看不清楚好坏，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明摆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先推翻。墙先推倒再说，怎么运砖头我们再考虑。为什么？因为我们当时面对的不是深厚的中国文化的传统，而是政治影响下的那种很肤浅的东西。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不是不来上课，是很来上课，但是这个课通常上不下去，经常在文艺理论课上跟老师吵架，或者说辩论，结果是老师也很气，我们也很气。大学的这几年对我们影响非常大，我们非常不成熟，但是相对于我们的前辈，他们就更幼稚，而且还僵化，当初连我们都意识到的、一些幼稚到可以不讨论的问题，居然在课堂上拿来反复的讨论，然后变为约束我们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太可笑了。所以大学毕业以后，1983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做展览了，最先的时候是四人画展，这个应该是江苏最早的展览，包括丁方、我、钱大金、冯一兰。在这个方面，我接受我导师的一个意见，好像是吕凤子说的，“你要想当画家，唯一该做的事情就是办画展。”这个话我是听进去了，所以，尽管我知道自己画的不好、幼稚，但是一毕业之后马上就办展览。所以1983年办了这个展览，1984年我参加全国美展，1985年就搞了“江苏青年艺术周”。

　　罗玛：能谈谈这个“江苏青年艺术周”的具体情况吗？

　　杨志麟：我并不是“江苏青年艺术周”的发起人，应该说丁方是，但丁方也不是最初的，只是他介入的比我要早。丁方算是这个活动中美术方面的一个牵头人，由于他不是一个能做具体事情的人，所以他找到我。我知道怎么操作程序，怎么宣传，通过什么途径通知什么样的人来参加。当时我们做过一次统计，我们所有参展者加在一起的平均年龄大约是24岁。我当时已经是28了，算是偏大的了。这其中有一个细节我觉得很有意思，刚开始我们一直在征稿，等了20天左右没稿子，大家就急了。后来在南艺开了个会，讨论怎么办？我说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大家不知道这个展览到底是美术家协会在组织，还是其他人在组织。我想到了一个策略性的办法，就是从我们在场的三、四十个人中，选一个十来人的评选班子，然后把评委的名字登在报纸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大家接受了这个意见，然后就选出了包括我、丁方、钱大金、沈勤、朱新建，好像也有李小山在内的八个人，我是排在第一个。报纸上登出来的几天之后就有稿件了，我们是从2000多件作品中进行挑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