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旅”成员杨志麟访谈录

　　罗玛：能进一步谈谈南京的当代艺术问题吗？

　　杨志麟：应该说我们没有把南京这个地方做好，南京的艺术家到了一定的层次以后，应该要通过一些办法走出去，在这个方面我们比四川差很多，什么原因呢？可能就是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激情不够了，因为那个时候就要花相当大的一笔钱，就是你一旦作品完成之后，就被符号化了，我们个人就已经不是人了，就完全被符号化，之后就是传递符号的问题了，传递符号就意味着要花钱，然后才能进入一种流通的状态，有了一定的钱以后，就可以闭关，可以潜心而自由的创作。南京人在这第二步上做得比较差，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土壤不够，尽管南京房地产做得不错，但这些房地产商的眼光极差，他们的艺术投资没有远见，眼睛里只有全国意义上很商业化的那些画家，看不到南京这些画家的价值。所以南京的画家一直处在这样的状态下，成为现代主义艺术潮流涡旋当中的边缘人物。但是这些东西不能短期的看，而是应该长期的看，就像当时齐白石在的时候，没人看好傅抱石，但时间证明了傅抱石的地位肯定超过了齐白石，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样长远的去看，你现在去讽刺挖苦政治，当然是需要的，但是这种类型的东西，它的批判对象是不包括自己的，那么这种所谓的批判、反省肯定是肤浅的。我是比较早的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我对别人说：你在南京可以不办展览，但是你得认真的画，去外地跑跑看看。你说你在南京办展有意义吗？没意义。包括管策我都劝过他，因为他89′以后很活跃，不停地办展览，虽说做出了很多贡献，但应该说收效甚微，因为已经脱离土壤。

　　罗玛：你说的这个“脱离土壤”具体是指什么呢？

　　杨志麟：用南京人的话讲叫“高不成低不就”。你低就要低到“青年艺术周”这种，所有人都能参加，对每个人都是一种刺激，都有一种可能性，哪怕你是刚进学校的一年级学生。你要高，就要高到推出一个人，就要让这个人很有名，很有钱。南京这个地方做不起来。然后你所有的作品都是优雅的、病弱的、有距离的，谁会买你帐呢？江苏艺术家努力跟现实保持距离，跟政治、经济，不是说我们没有政治的影子，不受经济的影响，是因为我们天生不愿意说直爽的话，这是我们这里人的非常重要的特点，不说直爽的话，坏的一方面当然很明显，可能是虚伪的，优点也很明显，就是有教养的。现在看起来就很明显了，江苏艺术家再怎么画，都是有教养的。

　　罗玛：这个“教养”具体指的是什么？

　　杨志麟：先说虚的，这个教养起码是讲人的一部分的升华。具体到作品内容，你不能看它直接表达的那些东西，你得看他怎么用笔的，是通过什么材料什么手段画出来的，至于选择的题材，比如徐累就特别有教养，那种机巧、考究、才子气，北方人怎么比？缺点就是气太短，作品的视觉冲击力比较弱——但是我最烦的就是这个，一听到这几个字头就痛，什么叫视觉冲击力？不就是暴力倾向吗？我们江苏人怎么能玩暴力倾向呢？我们历来就是失败者，好不容易当了几天皇帝很快就下台，这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和文化带来的非常重要的特点，讲平和、平等，可能偶尔也会杀杀人，但人的那种状态，对命运的感受力，可能还是超过很多其它的地区，从中国的范围来讲，江南地区是个非常特殊的地区，这也是我为什么认为，江苏应该隔那么一段时间搞一下子的道理。现在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时期，我也愿意参加展览。

　　罗玛：你认为“红色·旅”已经结束了吗？

　　杨志麟：我不愿意给人感觉“红色·旅”已经死掉了，只不过可能休克了吧，昏迷时间过长，但大家仍然在来往，每个人也都在进步，只不过没在一起办展览而已。我就不太愿意把它当作历史。可能我这个人时空概念比较差，20年过去了仍然恍若昨天。

　　罗玛：但是我记得你说过，你宁愿这段历史没有发生，或者干脆忘掉！

　　杨志麟：其实是这样的，我不好讲我是什么论者，但是总的情况我是一个比较矛盾的人，有时极度的悲观，有时极度的乐观。比如说我其实是对人没指望，所以别人一些不太好的表现，我都可以容忍；但另一方面我又会很乐观，认为“红色·旅”也是不至于那么短命。之所以有一段时间我的情绪很颓唐，就是感觉到“红色·旅”太短命了，就办了一次展览就出现那么多的问题，我太想不到了，而且有些人是我手把手扶出来的人，说出令我非常惊讶的话，这是我太想不到的事情。